儒家角色伦理作为广义的文化叙事，成功地使我们认识到紧密联系生活的事实存在。
此外，还有对名誉观的践踏。同时他器量太小，只能靠报复来泄愤。
这与因精神问题或认知判断错误而造成的对外界反应不敏感不一样，穿"新衣"的皇帝，有精神疾病的人，当他们恢复正常状态的时候会对自己曾经有过的行为感到羞耻。当个人在某一特定的社会情景和其他人进行互动的时候，他会按照该情景对他的角色要求，将符合其自我心象的一面呈现出来，希望在他人心目中塑造出最有利的形象，这就是他在该社会情景中的"面子"。当然不是任何耻辱感都没有了，象愧与辱的观念仍然存在，甚至有强化的迹象，但它同羞与耻可以对立起来。三、羞耻反应与人格 就心理体验而言，所有的耻辱或羞耻感都是令人不快的，只不过难受的程度有别而已。这项研究与社会心理学的讨论相关涉，但重点落在哲学思考上。
下面的尝试是，借用羞、愧、耻、辱这四个词，作为界定羞耻或耻辱不同类型的标签，并由此探讨它的结构关系。一个普通人突然被要求面对众人说话，会不自然，跟私底下侃侃而谈时判若两人。另一条是周作人的路，他本想以个人反抗社会、反抗国家，但发觉社会、国家的强大和个人的无力，因此，很快找到与社会隔绝的小小园地，自己在这园地里游戏，娱乐，谈龙说虎，品茶聊天，实际是麻醉自己，自欺欺人。
没有这个本，个体就难以强大。李：但是解构之后怎么办？ 这个问题应当提出来他穷得一干二净，本应改革现状，但他又用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的精神骗局吃掉自己从奴隶状态摆脱出来的意念。⑧而周作人在提倡人的文学之时，也特别声明，这种新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一个外国可以搞垮中国，唯有中国人自己可能搞垮中国，例如境内政治分裂诉求的高张，导致‘巴尔干化。相应的，文学不再被视为是普遍人性的存在物，而是被视为阶级性存在物。
这篇文章指出，中国所以会积弱，就是爱国观念不对，而所以不对，就是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⑨郁达夫更是把国家视为文学艺术之敌，他在《艺术与国家》一文中，认为现代的国家与艺术势不两立。第三段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和时代的变迁 为了便于讨论《告别革命》所提出的问题，我今天想侧重介绍一下我们提出问题的部分思想史背景，即中国近、现代三大思想意识的发生、发展和我对它的思索。
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华文文学》编辑部独具慧眼，觉得我的演讲稿仍有讨论的价值，愿意在刊物上发表，对此，我感到很高兴，并期待国内学者给予批评指教。而中国的先觉者们却企图在一次新文化运动中完成。关键词：百年中国 三大意识 觉醒 告别革命 我和李泽厚先生的对话录《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 年版） 出版后在中国大陆和海外都引起强烈的两极性的回响。这时，阶级意识不仅被用以界定人，而且用以界定社会和界定国家，社会中一切人与人的关系被视为阶级关系，父子、兄弟、夫妻、师生、朋友等各种关系皆如此。
而这种区别，只有在面对历史及面对民族文化传统时它才有力地表现出来，而在面对现实及面对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政治问题时，个体人的启蒙意识显得没有力量，它在救亡的神圣要求之下根本不敢伸张个体的权利。中国走向天下意识、文化意识的时间，比其他国家早很久，如果中国没有碰上民族国家的问题，中国跟今天天下一世的观念很容易契合，但在18、19、20 这两个半世纪里，我们一步一步地把民族国家意识接收过来了。
他认为，这三者实为中国弊端之端、病源之源④梁启超划清了三项重大的范畴界限与关系，即国家与天下的界限、国家与朝廷的界限、国家与国民的关系，这就标志着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已作为成熟的意识登上历史舞台。正是面对这种可能性，我们以告别革命为题，希望中国能放下20 世纪最沉重的包袱，即暴力革命的包袱，不要背着这一包袱跨入21 世纪之门。
摘要：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三次重大思想意识的觉醒。他在文章中说：今日中国已是核子强国，近年来经济快速成长，富亦可期。我们对两极性的批评都有心理准备。（14）《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中文本卷二六，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82 页 进入专题： 百年中国 三大意识 觉醒 告别革命 。青年严复就属于这种典型。此次以否定形式而完成的人的发现，达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深广度。
因此，虽然中国已是亚洲之中国，中国人自我投射的身份意识，却停滞在‘中国之中国的境界。这就是揭露被吃者本身也参与吃人，也可以说历史的解释主体本身也有罪。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个体意识被灭绝是诉诸国家的名义，所以知识分子就丧失反抗的道义理由。史华慈教授作了许多文本比较，最后批评说：假如说穆勒常以予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
因此，五四文化运动乃是一次无情的审父运动，其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紧连对父辈文化最激烈的否定和批判。这两种可能性所展示的中国未来的前途，既是充满希望，也充满凶险。
许倬云先生说：中国很特别，天下意识出现很早，而且四周围没有很大的挑战者，所以从东周起（东周列国时代，几乎有民族国家的走向，但没有走下去），很快就过渡到普世世界，这一普世规则，就是儒家的思想。创造社诸作家在五四时期大力提倡自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很快就精神自杀，否定自我而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④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五———《中国积弱溯源论》，第一节。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列一时间表和表中包含的事实：1895 年2 月12 日，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第二个月即3 月4 日严复便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
第一段为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走向团结之时代。不但接受，而且把革命手段更明确为暴力的手段，而陈独秀因为未能强调这一点而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近代的政治思想家发现，中国是个大国而不是强国，而五四的文学思想家则发现，中国人不是人而是非人。阿Q 作为人而悲惨地成为非人，就因为他用各种理由把人应有的最起码的尊严和人格全部自我消灭掉。
他们的转变无可非议，但是这种转变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觉醒的人的意识表面上与民族—国家意识势不两立，一些思想家与作家也宣布它们势不两立，但在中国当时具体的历史场合下，两种意识根本难以构成真正的对抗，人—个体意识终究只能成为民族—国家意识下的附属观念，而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独立的意识。三曰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
在这一改良主义思路之后发生的是革命的思路。也就是说，五四人的意识的觉醒，并不是自由资本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经济独立之后而提出的人格独立的要求，也不是神启示与生物学理性启迪的结果（进化论只是影响一部分改革者），而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一样，乃是国家衰败、民族危亡刺激下的结果。问题是如何去解决矛盾，以往的历史经验和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宏观性的选择只有两种，一种是以阶级斗争的办法，特别是以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即暴力革命的办法来解决，一是以阶级协调的办法，即通过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和建构各种调节机制的改良办法来解决。按照他自己的叙述，是直到1927 到1928 年之间，他的进化论思路才告轰毁，阶级意识才成为他的主导意识。
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与社会均被金钱所腐蚀而变质，社会上贫富两极拉开距离，因此，一面是经济数字的迅速增长，一面是不满情绪的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21 世纪重复20 世纪的道路，即再度革命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悲剧。
这一极端的观念一提出来即震撼中国。自食这一发现，经历过交心运动、斗私批修、思想改造的大陆知识分子特别容易理解，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正是抉心自食的惨烈行为，当这种行为进入狂热状态时，人真是变成一种被文明包装着的自食之狼。
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这一过程提供给思想史研究以极为丰富的现实资料。